- 马英杰;
人名是历史叙述中的重要因素。司马迁在编撰《史记》时,为使书中人名前后一致,对不同史料中同人之异名做了一些修定。修即删修,定为写定,这项工作一方面是《史记》编纂的必要环节,但另一方面也常给读者造成误解。聚焦司马迁对人名的修定,不仅可以了解《史记》编纂的细节,也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史记》流传的经过。
2020年04期 v.35;No.288 1-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75K] - 倪晋波;
《史记》乃乙部之首,不仅是一部早期中国的社会演进史和思想文化史,也是一部华夏心灵史。作为心灵史的《史记》不但涵括了客体层面上的历史个体、社会类群和民族文化的精神面貌,而且蕴藉着主体层面上的传述者心绪,即"太史公之心",二者藉"借宾形主,寓主于宾"等方法而熔铸为《史记》的心灵世界。司马迁以通古今之变的哲思,提炼特定群体的心理共相,勾画数千年时空迁延中的民族之魂,其逻辑起点是省察历史个体的浮沉悲喜。就存在论而言,《史记》是一部浩然雄深的心灵史;就结构论而言,《史记》是一部主客融摄的心灵史;就认识论而言,《史记》是一部逻辑判然的心灵史。对《史记》心灵史书写及其面向的阐抉,不仅是经典认知的深化,也是探赜其经典性边界的尝试。
2020年04期 v.35;No.288 7-1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65K] - 张杰;
先秦秦汉社会是一个高度认同集体身份的时代。这一时期的集体身份主要表现为宗族身份、家族身份、社会身份三个方面。通过《史记》,尤其是《太史公自序》,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对这三重集体身份的高度认同,但对个人身份即个体主动性却相对忽略。司马迁重视集体身份、忽视个体主动性,既是他本人在晚年自觉痛苦的原因所在,也是其自序的重要特色,同时还是中国古代自序篇幅短小并且没有出现长篇自传体著作的重要原因。相比较而言,古代西方文化则在重视集体身份的同时,也不忽视个体主动性,这是古代西方能够持续产生具有重要影响的自传体著作的重要原因。
2020年04期 v.35;No.288 14-2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95K]
- 孙宏亮;王兰婷;
《史记》以《项羽本纪》为主干,参以同时代其他人的传记,采用旁见侧出的手法,塑造了项羽这一悲剧英雄形象。在项羽身上,许多矛盾对立的因素同时并存,充满了传奇色彩和戏剧性。项羽优缺点都很突出,他抱负宏大,骁勇善战,成就了他的霸业,成为一世英雄;但又缺乏才学器识,心胸狭小,缺少谋略,凶残暴虐,单以武力征营天下,最终失去了天下,身死乱兵之下,成为一个悲剧人物。司马迁集这些矛盾复杂的因素于项羽一身,将一个颇有残暴色彩的霸王形象活脱脱地展示给读者,显示出了《史记》高超的写人艺术。
2020年04期 v.35;No.288 21-25+4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50K] - 蒋波;季升辉;
中国历代史书多记录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对妇女记载较少,而且有关妇女的记载多为上层贵族。太史公反其道而行之,在《史记》中以超前的历史观对被忽视的民间妇女群体也有精彩描写,她们或慷慨果敢,见识不凡;或开放自由,行为洒脱;或操持家务,事业多样;其形象积极活跃、昂扬开放。这些形象的产生绝非太史公臆造,而是与当时国家政策有保护妇女的倾向,家庭经济依赖妇女贡献,社会较为宽容等因素有关。此外,太史公具有平等精神和人文情怀的女性观,也是《史记》民间妇女形象产生的重要原因。
2020年04期 v.35;No.288 26-3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75K] - 周利平;
《屈原贾生列传》的赞语最能体现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争议也最多。历来大多观点认为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是一个由肯定到否定又到肯定的变化过程。但结合屈原、贾谊和司马迁三人的人生经历、所处时代分析,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是肯定的。赞语中司马迁并没有同意贾谊《吊屈原赋》的观点而去责怪屈原死守楚国,而是曲折地表达了司马迁对战国政治自由之风的向往和专制皇权下身不由己的感叹。
2020年04期 v.35;No.288 34-3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41K]
- 王国龙;
<正>乡村社会是基层社会构成的重要板块。自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已经成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新乡村振兴内容既包括实现乡村在经济、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和公共安全等领域的全面发展和深入发展,也包括实现乡村在社会稳定和乡风乡情重建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和深入发展,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乡村治理展开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努力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2020年04期 v.35;No.288 5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37K] - 刘辉;
城镇化是一个人口与资源不断积聚的空间重构过程。对空间资源的分配、利用情况能够反映出体现社会正义水平的诸多方面问题。在城市边界扩展的过程中,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保障是空间正义实现的重要标准。在城市边界之内开展的旧城改造,需要平衡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关系。居住空间过度分异将影响社会团结,因此需要通过政策纠偏、基层自治方式促进阶层融合。在民主、法治建设的基础上,引导民众有序主张城市权利诉求,是实现人本城镇化目标的必要方式。
2020年04期 v.35;No.288 55-60+7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59K] - 陈奕丞;
村镇银行在支援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出现了不良债权过多的问题,同时作为乡村建设的主要力量,农村合作社出现资金短缺、管理经营模式落后以及劳动力缺乏等问题,笔者认为对于以上两个矛盾可以通过不良债权资本化的方式得以解决。村镇银行可以通过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由资产管理公司与农村合作社、债务人进行协商,由农村合作社与债务人成为连带债务人用其经营利润分期偿还债务,同时社员债务人向农村合作社提供劳动以弥补农村合作社所代偿损失。采用此方式一方面可以化解村镇银行的不良债权,同时可以极大地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
2020年04期 v.35;No.288 61-7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13K] - 冯楚羚;
在我国实现从传统社会管理向现代社会治理转变、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要把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到民生领域,真正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以人民为中心。而生态环境问题正是利国利民的一项重要工作,"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现实生活中不乏地区生态环境危机,而福建省的"青山挂白"现象较为严重。以基层生态环境问题治理为着手点,不断探索新的社会治理模式,解决隐藏的社会矛盾,引导生态治理走上法治化的轨道是当务之急,也是长远之计。
2020年04期 v.35;No.288 71-7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03K]